紫禁城岁时张林/摄对联，又称“对子”、“楹联”、“楹帖”，或称之为“联语”，以上下两联比较而故名。与诗、词、曲一样，对联是我国传统上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。它的产生和汉字的特性具有紧密的关系。写出得好的对联，内容深刻印象，艺术性很高，令人读后感人，并能普遍流传。

对联源于何时，目前已难以确考，但从现有的资料中，我们还是可以额窥其历史渊源的。在中国古代神话中，传说东海度朔山上有株大桃树，树根下有神婆、郁垒二神，“性能执鬼”。

我国古代民间流传这样一种习俗：在每年元旦之日用一对所画有此二神的桃木板悬挂在门户上作为“驱鬼驱邪”的“仙木”，谓之“桃符”。北宋知名文学家王安石《元日》诗“千门万户瞳瞳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记述的就是这一民俗。

据传这种“挂桃符”的风俗仍然可以远溯到轩辕黄帝。在桃符上题写对偶联语，据宋人笔记上记述，始自五代后蜀。

西蜀时期每年除夕之夜，蜀主孟昶(chǎng)便命学士在桃符上题写新词，悬挂在寝门左右。蜀亡的前一年，孟昶命学士幸寅逊为其寝门的桃符版上撰题新词，因斥其词不工，之后自书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一联成。后人一般指出这是我国文字记录下来的最先一副春联，但据张伯驹《素月楼联语》称之为，“《古今联语汇聚》载有，惠山有唐张祜题壁联云：‘小洞穿斜竹，重街夹细莎’，较孟昶宽春联早于出有百余年矣。

”后蜀叛宋，春节贴联语慢慢沦为宋代一种广泛的习俗。春节题写吉语张贴在柱上、门上称作春帖，春帖古称“春端帖子”。宋时有数人把联语刻镂在建筑物的楹柱上，作为一种长久性的装饰，从而有了“楹联”之称之为。

肇始于五代、构成于宋元的对联，虽然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史，但是以后明代，对联大都还只是刻有在木板或竹木片上的庭院装饰。书写在纸或绢上以供室内挂的对联，是明末清初才开始风行的。从清中叶到民国年间，对联堪称完全出了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一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无论是“宫廷官署，府邸大宅，梵宇道观，以至酒肆茶楼，莫不挂，随处可见。士庶家居亦多有联为女友。特别是在是文人雅士，均自撰自画联语，覆诸于堂，或歌君恩祖德，或自标榜谨，或书警策格言以自勉，或书清词丽句以为新人奖，或放感叹，或相赠幽思。”就是日常生活中，中秋节时令佳节、婚丧庆吊、朝会宴飨以及文人墨戏，也都以对联来表情达意。

正如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史》序言中所说，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：楚之趣，汉之赋，六代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……”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，在有所不同的历史条件下，某种程度也具有有所不同的展现出样式。在魏晋时期是尺牍，在南北朝时期是墓志碑牌，在五代是题壁，在宋朝是乌丝栏，在元朝是题跋，在明朝是丈八幅，在清朝则是对联。对联在清代异军突起，沦为众多书家展现出的媒介，可以说道是历史发展的必定。

在清代，行书、楷书和篆书是运用最频密的字体。行书以其实用性、流便性而不受人青睐，应用于最甚广，也最能体现书家个人别致豪放的内在风神。篆、隶的蓬勃发展，则缘于清代文字狱的兴盛，学人被迫将精力、心绪、兴趣改向了故纸堆。

体现到对联创作上，亦以行书、楷书和篆书为多闻。对联字数，以五言、七言、八言为主，其原因是五言、七言、八言最适宜不作对联书写，其长短与建筑物较协商，也较适合于视觉容纳的程度。

从对联的独立性来看，它既能容纳单个字的奇姿逸态，又能维持整条书写的连贯性，换言之，它既不毁坏章法系统，同时还能维持甚至发展书法创作中的某些技法性要素，而这一点，才是是其他类式的书法创作所无法匹敌的。清代对联作品，从时序上看，早期作品（晚明至乾隆早期）式样变化小，在展现出风格上科稳重而文静的，款识一般以较少字数居多。中期作品（乾隆、嘉庆、道光）尤为非常丰富，式样变化大、风格多样，趣味叠出。

晚期作品（道光、光绪）从总体上戏曲家工力形似不及中期，然式样更加非常丰富，并更加侧重书写意味和视觉效果。从审美理想上看，清代前期对联书法风格偏向于帖学；中期作品虽已大量偏向于碑，然帖学一派书风依然具有非常辽阔的展现出层面；至晚期，在创作上呈现日益多元化的情景。转入民国后，书法创作的主要力量，仍是清代的书法家，他们大多出生于在清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在清末民初领袖书坛，代表者有杨守敬、李瑞清、曾熙、吴昌硕、康有为、沈曾植等。

至民国中后期书坛的中坚力量，则以于右任、李叔同、杜无量、郑孝胥、罗振玉、谭延闿、沈尹默等为代表。此时，乾嘉朴学考据之风弥漫下的书法家言无以称之为篆隶魏碑的风气，已渐渐转变。随着新一代书法家接掌书坛，书法创作上呈现出了与古有所不同的新面貌，他们既展现出出有非常的传统实力，又具备相当大的创造性，在书法风格上独标风范，构成一种“民国书风”。

具体表现为创作风貌的多元化和书法形体、笔法的个性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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